蘇智良 方奇電動床：中央軍委情報系統在上海
內容摘要：中央軍委情報系統的具體工作有：發展情報力量，培訓情報人員。中央軍委情報系統在上海的工作，培養瞭一大批經驗豐富、意志堅定的情報人員和領導幹部，形成瞭嚴格的保密制度和方法，為後來的情報工作打下瞭堅實基礎。一、中央軍委情報系統在上海的誕生及發展變遷中央軍委是中國共產黨領導全黨軍事工作的最高統帥機關。二、中央軍委情報系統的主要工作方式中央軍委情報系統在上海的長期實踐中，逐漸探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工作方式。三、中央軍委情報系統的歷史地位及貢獻在上海白色恐怖的環境中，中央軍委情報系統在中共中央軍委及1933年以後上海中央局軍委的領導下，獲取瞭不少情報，對蘇區的軍事鬥爭起到瞭很好的配合作用，為多次反“圍剿”的勝利和紅軍長征提供瞭重要情報支持。
關鍵詞：上海;中央軍委情報系統;情報系統;情報工作;軍事部;中國共產黨;中央軍事;中共中央;周恩來;蘇區
#MUT靜電機安裝UAL_CHAIN# 作者簡介：
1928年5月25日，中共中央發佈題為《軍事工作大綱》的第51號通告，指出“偵探調查工作亦應有系統有計劃的進行，應設法派同志到反革命軍政機關作各項工作，以獲得各項秘密文件材料”（《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4 冊， 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 1983年版，第 130頁。）。1928年 6月，中共六大會議上的《軍事工作決議案（草案）》規定：“中國共產黨的一切軍事工作都應集中於中國共產黨中央軍事部。各地應設立軍事委員會，受地方黨部之一般指導而工作，但於軍事技術方面，則受中央軍事部之指揮。”（《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4 冊，第 314頁。）10月 25日，中共中央頒佈的《各級黨部軍事機關之組織大綱》，重申中央軍事部設立軍事委員會，作為就軍事問題進行討論和建議的機關。中共六大以後，中央軍事部部長先後由楊殷（1928年 7月 20日至 1929年 8月 24日）和周恩來兼任（1929年8月 27日起）。中央特科情報科科長陳賡仍兼任諜報（情報）科科長，負責軍事情報工作。1930年 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將中央軍事部與軍委合二為一，直屬中央政治局，中央軍委委員 9人，周恩來、關向應、曾中生為常委。（參見王健英：《中共中央機關歷史演變考實（1921—1949）》，第123、124、144頁。）
1931年1月7日，在上海公共租界武定路修德坊 6號（今武定路 930弄 14號）召開瞭中共擴大的六屆四中全會，會後中央機關變動較大。1月15日，中央蘇區中央局成立，同時成立（蘇區）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6月改稱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簡稱“蘇區中革軍委”），負責指揮紅軍作戰。在上海的中央軍事委員會不再直接指揮紅軍作戰，而“主要負責國民黨統治區的兵運、情報等軍事工作及對蘇區中革軍委、各主力紅軍重大決策的指導”（中共中央組織部、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中國共產黨組織史資料》第 2卷，第 97頁。）。1月 30日，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會議決定，中央軍委委員為：周恩來、陳鬱、溫裕成、王雲程、艾逸之、聶榮臻、陳賡。陳賡兼任諜報科科長，曾希聖、劉仲華等為主要工作人員。（參見王健英：《中共中央機關歷史演變考實（1921—1949）》，第 180頁。）1931年 4月和 6月，由於顧順章和向忠發的叛變，黨在國民黨統治區的工作遭遇前所未有的困難，中央軍委打入國民黨內部的情報人員亦不得不撤出，周恩來、聶榮臻等中央軍委的領導人都不能在上海繼續工作。9月22日，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簡稱臨時中央）成立，博古負總責，臨時中央領導下的中央軍事委員會“主要負責指導白區軍事鬥爭，開展情報、聯絡工作，進行對國民黨軍的兵運工作，向蘇區派遣幹部和提供藥品、器材等”（《中國人民解放軍軍史》第 1卷，軍事科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 189—190頁。）。原中央軍委書記周恩來、代理書記李富春以及軍委參謀長聶榮臻相繼於 1931年 12月從上海去中央蘇區，陳賡赴鄂豫皖蘇區。上海的中央軍事委員會增補李超時、武胡景、洪易、柯慶施為委員，武胡景成為軍委負責人，主要助手為柯慶施。這時上海處於白色恐怖之下，極不安全，軍委機關大大精簡，僅留少數幾個人，在不同的聯絡點工作。
（四）中央軍委情報系統在上海的堅持與轉移
1933年 1月，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撤離上海，遷往中央蘇區，同時在上海成立中共上海中央局，繼續領導國民黨統治區的工作。上海的中共中央軍委改為上海中央局軍委，負責兵運和情報工作。1934年，中國革命的處境十分艱難，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後，中共中央和紅軍不得不撤出中央蘇區，開始長征。隱蔽戰線的工作也處在白色恐怖環境中，上海中央局不斷遭到破壞，很多重要機關被搜查，不少幹部被捕，到 1935年 2月工作幾乎處於停滯狀態。據王世英回憶，“當時僅剩軍委系統較為完整”，“因此，軍委系統就代管其他部門的工作”（王世英：《我在黃埔軍校第四期及白區工作的回憶》（節選），中共廣東省委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中共廣東省委黨史研究委員會辦公室編《廣東黨史資料》第 1輯，廣東人民出版社 1983年版，第 34頁。）。所以，軍委系統的幹部擔負瞭維系上海全局和各方面工作的重大使命。
1935年 3月中旬，中共中央軍委情報部門負責人劉仲華從上海各系統的領導人中抽調幹部組成上海臨時中央局，劉仲華、賀昌熾、浦化人等五人主持日常工作，王世英和賀昌熾負責軍委系統情報工作。（參見中共上海市委組織部、中共上海市委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中共上海市委黨史研究室、上海市檔案館編《中國共產黨上海市組織史資料（1920.8—1987.10）》，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1年版，第 187頁。）上海臨時中央局下設有組織聯絡委員會、出版處、蘇區交通局、中央特科等工作部門，組織聯絡委員會負責原白區交通和軍委工作，並不斷“精簡機構，疏散幹部，加強保密工作紀律，改善保密工作環境與條件”（中共中央組織部、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中國共產黨組織史資料》第 2卷，第 245頁。），在與長征途中的中共中央聯絡中斷的情況下，仍堅持鬥爭。但 7月 21日上海臨時中央局遭到最為嚴重的破壞，包括浦化人在內的 40人被捕，劉仲華不得不離開上海，上海臨時中央局的工作陷入癱瘓。8月底，王世英帶領上海臨時中央局軍委機關人員轉移至天津，並入北方局軍委和華北聯絡局，在上海僅設立“軍委留滬聯絡站”，由邱吉夫負責，下設負責政治軍事情報、警報關系、通訊聯系的三個組，作為南方各省的情報指揮中心。（參見王健英：《紅軍統帥部考實》，廣東人民出版社 2000年版，第 116頁。）至此，中央軍委情報系統在上海的活動告一段落。
不過，這一時期在各地建立的諸多情報據點和情報關系，不僅在當時為搜集軍事情報作出瞭貢獻，同時也開展瞭統戰聯絡工作，為抗日戰爭時期黨的情報和統戰工作的進一步發展打下瞭堅實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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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摘要：中央軍委情報系統的具體工作有：發展情報力量，培訓情報人員。中央軍委情報系統在上海的工作，培養瞭一大批經驗豐富、意志堅定的情報人員和領導幹部，形成瞭嚴格的保密制度和方法，為後來的情報工作打下瞭堅實基礎。一、中央軍委情報系統在上海的誕生及發展變遷中央軍委是中國共產黨領導全黨軍事工作的最高統帥機關。二、中央軍委情報系統的主要工作方式中央軍委情報系統在上海的長期實踐中，逐漸探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工作方式。三、中央軍委情報系統的歷史地位及貢獻在上海白色恐怖的環境中，中央軍委情報系統在中共中央軍委及1933年以後上海中央局軍委的領導下，獲取瞭不少情報，對蘇區的軍事鬥爭起到瞭很好的配合作用，為多次反“圍剿”的勝利和紅軍長征提供瞭重要情報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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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5月25日，中共中央發佈題為《軍事工作大綱》的第51號通告，指出“偵探調查工作亦應有系統有計劃的進行，應設法派同志到反革命軍政機關作各項工作，以獲得各項秘密文件材料”（《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4 冊， 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 1983年版，第 130頁。）。1928年 6月，中共六大會議上的《軍事工作決議案（草案）》規定：“中國共產黨的一切軍事工作都應集中於中國共產黨中央軍事部。各地應設立軍事委員會，受地方黨部之一般指導而工作，但於軍事技術方面，則受中央軍事部之指揮。”（《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4 冊，第 314頁。）10月 25日，中共中央頒佈的《各級黨部軍事機關之組織大綱》，重申中央軍事部設立軍事委員會，作為就軍事問題進行討論和建議的機關。中共六大以後，中央軍事部部長先後由楊殷（1928年 7月 20日至 1929年 8月 24日）和周恩來兼任（1929年8月 27日起）。中央特科情報科科長陳賡仍兼任諜報（情報）科科長，負責軍事情報工作。1930年 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將中央軍事部與軍委合二為一，直屬中央政治局，中央軍委委員 9人，周恩來、關向應、曾中生為常委。（參見王健英：《中共中央機關歷史演變考實（1921—1949）》，第123、124、144頁。）
1931年1月7日，在上海公共租界武定路修德坊 6號（今武定路 930弄 14號）召開瞭中共擴大的六屆四中全會，會後中央機關變動較大。1月15日，中央蘇區中央局成立，同時成立（蘇區）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6月改稱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簡稱“蘇區中革軍委”），負責指揮紅軍作戰。在上海的中央軍事委員會不再直接指揮紅軍作戰，而“主要負責國民黨統治區的兵運、情報等軍事工作及對蘇區中革軍委、各主力紅軍重大決策的指導”（中共中央組織部、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中國共產黨組織史資料》第 2卷，第 97頁。）。1月 30日，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會議決定，中央軍委委員為：周恩來、陳鬱、溫裕成、王雲程、艾逸之、聶榮臻、陳賡。陳賡兼任諜報科科長，曾希聖、劉仲華等為主要工作人員。（參見王健英：《中共中央機關歷史演變考實（1921—1949）》，第 180頁。）1931年 4月和 6月，由於顧順章和向忠發的叛變，黨在國民黨統治區的工作遭遇前所未有的困難，中央軍委打入國民黨內部的情報人員亦不得不撤出，周恩來、聶榮臻等中央軍委的領導人都不能在上海繼續工作。9月22日，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簡稱臨時中央）成立，博古負總責，臨時中央領導下的中央軍事委員會“主要負責指導白區軍事鬥爭，開展情報、聯絡工作，進行對國民黨軍的兵運工作，向蘇區派遣幹部和提供藥品、器材等”（《中國人民解放軍軍史》第 1卷，軍事科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 189—190頁。）。原中央軍委書記周恩來、代理書記李富春以及軍委參謀長聶榮臻相繼於 1931年 12月從上海去中央蘇區，陳賡赴鄂豫皖蘇區。上海的中央軍事委員會增補李超時、武胡景、洪易、柯慶施為委員，武胡景成為軍委負責人，主要助手為柯慶施。這時上海處於白色恐怖之下，極不安全，軍委機關大大精簡，僅留少數幾個人，在不同的聯絡點工作。
（四）中央軍委情報系統在上海的堅持與轉移
1933年 1月，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撤離上海，遷往中央蘇區，同時在上海成立中共上海中央局，繼續領導國民黨統治區的工作。上海的中共中央軍委改為上海中央局軍委，負責兵運和情報工作。1934年，中國革命的處境十分艱難，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後，中共中央和紅軍不得不撤出中央蘇區，開始長征。隱蔽戰線的工作也處在白色恐怖環境中，上海中央局不斷遭到破壞，很多重要機關被搜查，不少幹部被捕，到 1935年 2月工作幾乎處於停滯狀態。據王世英回憶，“當時僅剩軍委系統較為完整”，“因此，軍委系統就代管其他部門的工作”（王世英：《我在黃埔軍校第四期及白區工作的回憶》（節選），中共廣東省委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中共廣東省委黨史研究委員會辦公室編《廣東黨史資料》第 1輯，廣東人民出版社 1983年版，第 34頁。）。所以，軍委系統的幹部擔負瞭維系上海全局和各方面工作的重大使命。
1935年 3月中旬，中共中央軍委情報部門負責人劉仲華從上海各系統的領導人中抽調幹部組成上海臨時中央局，劉仲華、賀昌熾、浦化人等五人主持日常工作，王世英和賀昌熾負責軍委系統情報工作。（參見中共上海市委組織部、中共上海市委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中共上海市委黨史研究室、上海市檔案館編《中國共產黨上海市組織史資料（1920.8—1987.10）》，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1年版，第 187頁。）上海臨時中央局下設有組織聯絡委員會、出版處、蘇區交通局、中央特科等工作部門，組織聯絡委員會負責原白區交通和軍委工作，並不斷“精簡機構，疏散幹部，加強保密工作紀律，改善保密工作環境與條件”（中共中央組織部、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中國共產黨組織史資料》第 2卷，第 245頁。），在與長征途中的中共中央聯絡中斷的情況下，仍堅持鬥爭。但 7月 21日上海臨時中央局遭到最為嚴重的破壞，包括浦化人在內的 40人被捕，劉仲華不得不離開上海，上海臨時中央局的工作陷入癱瘓。8月底，王世英帶領上海臨時中央局軍委機關人員轉移至天津，並入北方局軍委和華北聯絡局，在上海僅設立“軍委留滬聯絡站”，由邱吉夫負責，下設負責政治軍事情報、警報關系、通訊聯系的三個組，作為南方各省的情報指揮中心。（參見王健英：《紅軍統帥部考實》，廣東人民出版社 2000年版，第 116頁。）至此，中央軍委情報系統在上海的活動告一段落。
不過，這一時期在各地建立的諸多情報據點和情報關系，不僅在當時為搜集軍事情報作出瞭貢獻，同時也開展瞭統戰聯絡工作，為抗日戰爭時期黨的情報和統戰工作的進一步發展打下瞭堅實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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